一、 就業與經濟：相輔相成，相互促進

就業率作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繁榮的重要指標之一，有效衡量了勞動力參與就業的比例，其與經濟增長密切相關。一方面，高就業率有利於促進生產力的增加，通過發揮個體的技能和才能，勞動力的效率和產出將得到有效提高。另一方面，高就業率意味著更多的人獲得穩定收入，進而增強消費能力，推動需求增長，促進商品和服務的銷售，進而刺激經濟的發展。因此，就業率/失業率和GDP、PMI 等經濟指標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繫。除此之外，失業率也為宏觀調控政策提供了重要方向。

1.五大經濟體就業率/失業率與經濟指標之間的關聯性

為了更好的探究就業率和經濟指標之間的關係，我們將通過分別探究中國、美國、日本、英國和歐元區的失業率與其PMI 和GDP 之間的關聯性來進行說明。首先，較低的PMI 指數可能意味著製造業和非製造業活動水準下降，企業的生產和訂單減少，從而對就業市場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造成失業率的提升。其次，GDP 的環比下降則可能暗示著經濟活動的放緩，企業可能因此減少招聘和擴大生產的計畫，從而導致失業率的上升。為了印證這一說法，我們分別研究了五大經濟體的失業率和PMI、GDP 之間的關聯性。

通過觀察中國 2018-2023 年的相關數據，我們發現中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和 PMI、GDP 之間存在負相關性。其中較為直觀的是，2020 年2 月，PMI 錄得35.70%，中國城鎮調查失業率錄得6.20%，遠超控制在5.5.%以內的基準水準。與此同時，2020 年第一季度的GDP 為205,244.8 億元，環比低於2019 年第四季度的276,798 億元，這意味著在經濟不景氣時期失業率也會有所上升。

通過觀察美國2018-2023 年的相關數據，2018 年1 月-2020 年3 月，PMI 的平均值錄得53.09%，失業率錄得3.79%；而2020 年4 月美國PMI 降至27%，失業率升至14.70%。此外，2018 年一季度至2020 年一季度，美國平均季度GDP 錄得210,215.7億美元,失業率錄得 3.79%，而 2020 年二季度至 2020 年四季度，美國平均季度 GDP降至 209,012.7 億美元，失業率升至 9.52%。這再一次印證了我們提出的失業率和PMI、GDP 之間存在負相關性的觀點。

通過觀察日本2018-2023 年的相關數據，2018 年1 月-2020 年3 月，PMI 的平均值錄得50.70%，失業率錄得2.40%；而 2020 年3 月-2021 年10 月，日本平均每月PMI降至46.84%，失業率升至2.88%。此外，2018 年一季度至2020 年二季度，日本平均季度GDP 錄得5,524,625.6 億日元，失業率錄得2.43%，而 2020 年三季度至2021 年四季度，日本平均季度GDP 降至5,477,842.5 億日元，失業率升至2.87%。這再一次印證了我們提出的失業率和PMI、GDP 之間存在負相關性的觀點。

通過觀察英國2018-2023 年的相關數據，2020 年2 月-2020 年5 月，PMI 的平均值錄得43.20%，失業率錄得4.08%；而 2021 年5 月-2022 年8 月，英國平均每月PMI升至 57.14%，失業率降至 3.99%。 此外，2018 年一季度至 2020 年一季度，英國平均季度GDP 錄得550,629.44 百萬英鎊，失業率錄得3.96%，而 2020 年三季度至2021年二季度，英國平均季度 GDP 降至 529,968.40 百萬英鎊，失業率升至 4.77%。這再一次印證了我們提出的失業率和PMI、GDP 之間存在負相關性的觀點。

通過觀察歐盟2018-2023 年的相關數據，2018 年1 月-2020 年2 月，PMI 的平均值錄得50.98%，失業率錄得7.87%；而 2020 年3 月-2021 年2 月，歐盟平均每月PMI降至49.87%，失業率升至8.09%。此外，2019 年四季度至2021 年三季度，歐盟平均季度GDP 錄得2,952,837.94 百萬歐元，失業率錄得7.89%，而 2021 年四季度至2023年一季度，歐盟平均季度 GDP 升至 3,338,569.25 百萬歐元，失業率降至 6.77%。這再一次印證了我們提出的失業率和PMI、GDP 之間存在負相關性的觀點。

2.失業率洞察為宏觀調控政策提供重要指引

失業率可為公共部門評估當前經濟狀況提供重要依據。一方面，公共部門可通過對失業率的趨勢分析，瞭解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勞動力市場的穩定性和結構性變化。失業率上升則意味著就業機會減少，勞動力市場不穩定。公共部門可以通過監測失業率的變化，瞭解勞動力市場的情況，並採取相應的政策措施，如提供就業培訓、促進創業和投資等，以刺激就業增長。另一方面，在經濟繁榮期，失業率通常較低，就業機會多，而在經濟衰退期，失業率上升，就業形勢嚴峻。公共部門可以通過分析失業率與經濟週期的關聯，更好地把握經濟的階段性特徵，預測未來的經濟走向，並相應地制定宏觀調控政策，以平衡經濟增長和就業情況。

失業率有利於公共部門瞭解不同行業和部門的就業市場需求情況，以制定政策來促進就業結構優化和增加就業機會。一方面，通過分析失業率與就業結構的變化，公共部門可以深入瞭解各行各業的就業市場狀況，識別出存在結構性問題的行業或地區，以制定具體的政策措施來推動就業結構優化。另一方面，公共部門還可以利用失業率分析來預測就業市場的需求趨勢，以便為勞動力提供相應的培訓和教育，以滿足未來就業市場的需求，並有效減少結構性失業的發生。

就業在貨幣政策中發揮著積極作用。通過維持適當的就業水準，貨幣政策能夠對經濟和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具體而言，就業在貨幣政策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就業對於經濟的穩定至關重要。高就業率意味著勞動力供應充足，企業能夠順利招聘並保持生產力的穩定，這有助於減少產業停滯和經濟衰退的風險。維持適當的就業水準可以促進市場活力，推動經濟的增長和穩定。其次，就業對於居民的收入有著直接影響。就業機會的增加可以推動更多人獲得穩定的收入，從而創造更好的個人經濟條件，並進一步的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因此，通過促進就業，貨幣政策能夠更好的發揮作用，不僅可以促進經濟的穩定增長和社會繁榮，還可以提高社會整體的生活品質和幸福感。這使得就業成為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時必須考量的關鍵因素之一。
 

二、 從三個維度出發探究失業率提升：外部因素、需求端、供給端

1.外部因素：疫情反復擾動下，實體部門停工停產，失業率提高

在全球疫情蔓延和爆發的背景下，疫情對於我國人員流動和企業開工生產造成負面影響，部分疫情嚴重地區面臨停工停產。疫情反復使得實體部門停工停產對就業市場的衝擊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部分企業由於疫情擴散嚴重而被迫停工，這直接導致了相關崗位的暫時性失業。其次，由於供應鏈和物流的中斷，許多企業面臨原材料短缺、生產能力下降和訂單減少的問題，從而減少了對勞動力的需求。這對勞動力市場產生了一定的衝擊，並在2019 年後得到顯現。

自2019 年12 月份疫情爆發以來，中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在歷史上有四段時期超過了 5.5.%的基準線水準，分別是 2020 年 2 月-2020 年 8 月，2022 年 3 月-2022 年 5月，2022 年11 月和2023 年2 月。其中，2020 年2 月城鎮調查失業率達到了最高點6.2%。這主要是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反復導致企業停工停產增多，用工減少，從而導致就業人數下降，失業率顯著上升。同時，疫情期間企業招聘活動減少，市場就業機會不足，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失業率的飆升。

2.需求端：經濟內生動能弱，企業人才需求有待擴張

經濟內生動能較弱，企業人才需求尚未得到擴張。長期的疫情影響和全球經濟不穩定使許多企業面臨著經營上的限制和挑戰。疫情反復和供應鏈中斷導致市場需求的波動和不確定性增加，企業對於人才的需求表現出相對保守的態度。此外，來自內部和外部的不確定性因素，如政策調整、國際貿易爭端和金融市場波動，進一步影響了企業對人才的招聘和擴張計畫。儘管經濟逐步恢復，但許多企業仍面臨疫情期間的挑戰和損失尚未完全修復的問題。資產負債表受損嚴重，企業面臨著資金壓力和債務問題，這限制了其擴大經營規模和招聘新人的能力。

3.需求端：就業增長受阻，嚴監管下企業面臨挑戰

嚴監管為企業和就業市場帶來挑戰，限制就業增長。自2021 年開始，很多行業進入嚴監管的狀態，其中包括互聯網、教育、房地產等行業。面對監管政策的變化和力度加大，企業需積極調整經營策略、優化業務模式以滿足監管要求。在這一過程中，可能會導致部分企業面臨轉型困難，從而減少生產規模或改變產業結構，進而影響到招聘和就業。

從互聯網行業來看，2018 年國家加強了對互聯網行業的監管，2021 國家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來打擊行業壟斷、加強個人資訊與數據保護、持續改善線民的上網體驗，從而營造一個清朗上網空間。面對嚴格的監管措施，一些互聯網公司因為自身安全、押金、內容品質等問題而面臨整改。在這種不確定因素的影響下，一些互聯網公司通過裁員來削減開支，進一步降低人力成本和運營支出，以度過 “寒潮期”。據2018 年-2021 年度《中國勞動統計年鑒》統計，2018 年互聯網行業失業人員占總行業的比例為1.6%，而2019 年這一比例上升至1.9%。隨著2021 年再次出臺嚴格的監管措施，失業人員占互聯網行業總從業人員的比例進一步提高至2.2%。

從教育行業來看，隨著2021 年“雙減”政策出臺後，學科類培訓機構受到了較大的影響，尤其是線下學科培訓機構。由於限制措施導致學生數量減少，課程需求下降，使得許多機構難以維持正常運營。作為反應，許多培訓機構不得不關門或進行人員裁減，這進一步加劇了教育行業的就業問題。據 2018 年-2021 年度《中國勞動統計年鑒》統計，2021 年教育行業失業人員占總行業比例達到3.9%，相較於2020 年的3%有明顯上升，而2022 年這一比例進一步上升至5.2%。

從房地產行業來看，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一直處於較為嚴格的監管環境中，這對房地產企業的銷售回款、盈利空間以及融資等方面都帶來了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嚴格的監管措施導致開發商和企業面臨經營困難，這可能促使一些企業採取裁員等措施以應對挑戰，進而導致失業人口比例的增加。同時，房地產行業發展受到抑制，崗位數量可能減少，從而減少了就業機會。據 2018 年-2021 年度《中國勞動統計年鑒》統計，2021 年房地產行業失業人員占總行業的比例達到 2.6%，環比 2019 年的 1.9%上漲明顯。2022 年這一比例更是高達2.8%。

此外，嚴監管也給中小企業的發展帶來困難。中小企業通常面臨資源有限以及成本壓力等問題。監管政策的變化可能使得中小企業更加難以承擔合規成本，甚至可能影響到它們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對就業市場帶來一定的不利影響。與此同時，監管的加強可能使得企業融資和融資成本增加，限制了資金的流動和投資的活躍度，從而影響企業發展和擴大就業的能力。

4.需求端：多維度人才需求，應對複雜市場挑戰的關鍵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行業競爭的加劇，企業對人才的需求呈現出更高的要求和更多的維度。傳統的專業技能雖然依舊重要，但已不再足以應對複雜多變的市場需求。企業更加注重培養員工的綜合素質和能力，包括創新思維、問題解決能力、領導才能和人際交往技巧等。此外，隨著科技的飛速發展，數位化轉型已成為企業的重要戰略，導致對數字化、數據分析、人工智慧等新興技術領域的專業人才需求日益增加。因此，人才體系的要求已不再局限於某個特定領域的專長，而是需要擁有多領域、多維度的能力和素質，以適應快速變化和不斷演進的企業發展需求。這種情況下，人才市場的競爭日益激烈，人才體系的要求也更加嚴格。

5.供給端：失業人口增加與勞動力減少共擠壓

青年失業人口增加，勞動力數量減少，就業矛盾日益加劇。近年來，青年人口數量呈現持續下行趨勢，預計2023 年青年人口數量為15016 萬人，環比2022 年的15413萬人持續下行。青年人口的持續下降反映了人口結構的變化和社會發展的趨勢，也意味著勞動力市場青年人口數量的缺失。除此之外，我國城鎮人口增長速度也在逐年下降。2022 年我國新增城鎮人口數量為646 萬人，環比2021 年1205 萬人顯著減少。因此，青年人口數量逐年下降以及我國城鎮新增人口逐年減速共同擠壓，帶來青年勞動力減少。

與此同時，16-24 歲人口城鎮失業率不斷上行。2023 年 4 月青年失業率錄得20.40%，環比3 月19.60%有所上行。同比來看，高於2018 年同期10.10%，2019 年同期9.90%，2020 年同期13.80%和2021 年同期13.60%。這一趨勢反映了青年失業人數的增加。其中一些可能的原因包括就業機會不足、就業需求與青年人才之間不匹配、教育系統的不適應以及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問題。這些因素共同作用，導致了青年失業人口的增加。

6.供給端：我國高等教育擴容，畢業生增長帶來就業挑戰

我國高等教育擴容，畢業生增多帶來就業競爭加劇和匹配挑戰。截至 2021 年，我國在本科、碩士和博士層次的畢業生數量均呈現增長趨勢。其中，我國本科畢業生人數為428萬人，較2020年的421萬人有所提升；碩士畢業生人數為70.07萬人，環比2021年的66.25萬人有所提升。2021年博士畢業生人數為7.2萬人，環比2021年的6.6萬人有所提升。這一數據反映了我國高等教育的不斷擴大和深化，以及對高學歷人才的培養和支持的努力。通過增加本科、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規模，我國提供了更多的高等教育機會，為畢業生們提供了更多的就業選擇和發展機會。

然而，隨著畢業生數量的增加，就業市場的競爭也日益激烈，畢業生們面臨著就業壓力和就業崗位的匹配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畢業生們需要提高自身的就業競爭力，不斷提升專業技能和就業能力，積極適應就業市場的需求。

就業市場對於高學歷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同時對技能和知識水準較低崗位的需求有所減少。通過觀察16-24歲城鎮就業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我們發現我國高等教育人員的就業比例逐年上升。具體而言，高中學歷就業人員比例從 2018 年的 29.95%上升至 2022 年的 32.85%，大學專科的就業比例從 2018 年的 12%上升至 2022 年的17.65%，大學本科學歷就業人員比例從2018年的5.95%上升至2022年的9.55%，研究生就業比例從2018年的0.1%上升至2022年的0.25%。與此同時，小學和初中學歷的就業人員比例均出現下降。這一趨勢突顯了高等教育在提高個人就業競爭力和就業機會方面的重要性。相比之下，小學和初中學歷的就業人員比例有所下降，可能是由於就業市場對於高學歷人才的需求增加，以及對技能和知識水準較低的崗位需求減少所致。

7.供給端：青年勞動參與率低，教育、工作和學習的平衡挑戰

教育優先與職業探索或為青年勞動參與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據2021 年度《中國勞動統計年鑒》統計，16-24 歲就業人員中有 53.60%從未有過工作經歷。這一數據反映了在這個年齡段的人群中，大部分人還沒有開始正式的工作，或者沒有獲得過工作機會。這種情況可以從兩個方面解釋。首先，許多年輕人在這個年齡段仍在接受教育。他們將主要精力集中在學習和獲得學位上，以增加未來就業的競爭力。他們認識到在當今競爭激烈的就業市場中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優先選擇獲得更高的學歷和知識儲備。其次，16-24 歲的年齡段是年輕人探索自己興趣和發展方向的關鍵時期。

在這個階段，許多年輕人更傾向於尋找志願工作、實習或其他非正式的工作經驗，以便更好地瞭解自己的職業興趣和目標。他們希望通過這些經驗來積累技能、瞭解各個行業的工作環境，並在制定自己的職業規劃時有更清晰的方向。

工作不滿、環境不適與發展需求共降低青年勞動參與率。據2021 年度《中國勞動統計年鑒》統計，16-24歲人口中有15.7%的群體因對工作不滿意而選擇離職。這一數據反映了這個年齡段的一部分人對所從事的工作存在不滿意的情況，並主動離開當前的工作環境。這種情況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解釋。首先，對工作不滿意可能源於工作內容與個人興趣、價值觀或職業目標的不匹配。年輕人在探索職業發展方向時，可能會發現目前的工作無法滿足他們的期望和需求。他們渴望從事更富挑戰性、有意義或與專業背景相關的工作，而目前的工作無法滿足這些要求。其次，工作環境和組織文化也可能成為導致離職的因素。年輕人對於良好的工作環境和積極的組織文化有更高的期望。如果工作環境不友好、組織文化不匹配或存在不公平待遇，他們可能會感到不滿意，並選擇尋找更適合自己的工作機會。此外，薪資和晉升機會也是影響離職決策的重要因素。在這個年齡段，許多年輕人希望獲得合理的薪資和職業發展機會，以實現個人的經濟獨立和職業成長。如果工作提供的薪資不合理或晉升機會有限，他們可能會考慮尋找更有競爭力的工作機會。

青年群體因學習培訓離職，勞動參與率受到負面影響。據2021 年度《中國勞動統計年鑒》統計，16-24歲人群中有15.4%的人因參加學習培訓而離職。這一數據反映了在這個年齡段的一部分人群選擇通過參加學習培訓來提升自身職業競爭力，並因此離開原有的工作環境。這種情況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解釋。首先，年輕人在職業發展的起步階段，渴望獲得更多的知識和技能，以增強自己的就業前景。他們意識到通過參加學習培訓可以獲得新的專業知識、技能和認證，從而在職業道路上獲得更好的發展機會。學習培訓不僅可以填補他們在學校教育中可能存在的知識空白，還可以幫助他們掌握實際工作所需的實用技能。其次，隨著社會的快速變化和科技的進步，許多行業和職業都需要不斷更新和適應新興技術和趨勢。年輕人意識到只有通過持續學習和培訓，才能跟上時代的步伐，適應行業的變化和需求，提高自己的就業前景和職業發展潛力。他們選擇參加學習培訓，以不斷提升自己的專業素養和能力，來應對職場中的挑戰和機遇。
 

三、 就業政策的現狀與展望

1.我國歷史上出臺的就業政策

下麵我們不妨以我國歷史上在面對失業衝擊時所採取的政策，以及他國的經驗，來展望我國下一階段應對青年失業率走高的策略。

首先，從我國歷史上的失業高峰角度來看，新中國成立以來一共出現過三次失業高峰。第一次是1973年-1979年之間大量知青返城造成的就業危機。第二次是1998年-2001年國企改革帶來的“下崗潮”。第三次是2020年以來，由於國際經濟環境陡變、疫情反復衝擊下實體部門資產負債表修復進程緩慢等綜合因素影響下產生的就業問題。

針對1973年-1979年知青返城的失業高峰，國家提出了擴大國有企業招工規模、允許興辦集體經濟和個體私營經濟來解決失業問題。經過調整，到1981年左右，全國新增 2200 餘萬工作崗位，城鎮青年就業問題得到瞭解決。針對第二次 1998 年-2001 年的失業高峰，一方面，政府積極地支持再就業，做好下崗過渡工作，國家推廣設立了企業再就業服務中心，為下崗工人提供為期三年的生活保障和再就業服務，其目的是幫助下崗工人在三年服務期內轉變為社會人，實現正式再就業，如不能，再向國家領取社會保險津貼。另一方面，政府鼓勵民營經濟發展，鼓勵兼併，規範破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這期間民營企業共創造了約5000萬就業崗位，不但基本幫助下崗職工實現了再就業，而且還吸納了眾多農村進城務工人員。

而對於最近一次疫情衝擊所帶來的失業高峰，國家在2020年發佈了一系列促就業措施，來緩解疫情帶來的求職壓力。其中包括，畢業內未落實工作單位的高校畢業生可以按照規定在學校留檔兩年，兩年內落實單位，高校統一按應屆生身份辦理就業手續。國企方面，也回應國家號召，國企將連續兩年擴招畢業生；私營企業方面，為鼓勵中小微企業吸納高校畢業生就業，國家將對招錄高校畢業生的中小微企業或社會組織，按每人標準給予補貼，並給予社會保險等；基層工作方面，國家發佈通知，要加大事業單位面向高校畢業生的公開招聘力度，對於2020、2021兩年事業單位空缺崗位，主要用於專項招聘高校畢業生，並可以根據應聘人員報名、專業分佈等情況適當降低開考比例；“三支一扶”“西部計畫”等中央基層專案擴大招考規模；對於教師崗位，特崗教師大量擴招，採取“先上崗，再考證”的措施。對於自由職業，2020年以來，國家對大學生創業也有很多扶持政策，比如財政部出臺了一系列稅收優惠政策，鼓勵高校畢業生就業創業。

從我國 16-24 歲人口失業率的圖表可以看出，疫情反復對於我國青年失業的衝擊主要在疫後2年期間顯現，青年失業率在2021年疫情高峰期後逐漸走高。

由此可見，解決失業問題，一方面需要政府發力，在宏觀政策的調控下，鼓勵國營經濟承擔就業壓力，同時採用經濟鼓勵措施，發揮私營企業吸納就業的能力；另一方面是要及時採取政策，不應讓失業問題成為拖累長期經濟發展的不良因素。

2.海外其他國家面對失業衝擊時出臺的政策

其次，從海外他國面對失業衝擊時的對策來看，與我國類似的有1990年左右的日本。90 年代，日本經濟泡沫破裂，企業為節約成本開始大量裁員，甚至將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導致國內失業率連年攀升。對此，日本政府非常有針對性的開展了兩大措施：

1）青年獨立與挑戰計畫：這一計畫主要針對於青年人就業和市場不匹配，即學習的知識無法運用到就業上。針對青年就業問題，日本致力於培育青年失業者就業技能，主要措施是免費開展職業技能培訓班，類似藍翔，學習美容美髮、挖掘機等；
2）“ YES計畫”：這一計畫主要為了轉變青年人就業觀念。為了正確引導日本年輕人，改變其“非大企業不進，非公務員不考，非高大上職業不進”的理想化思想。日本要求各大基礎學校和教育培訓機構做好宣傳工作。說服青年的同時，也要切實幫助青年。2007年，日本政府成立超過530家的“公共職業安定所”，特色在於提供不同的服務內容給不同類型的求職者，幫助他們瞭解最近的就業資訊和企業需求。同時給予失業的大學生低息貸款，失業津貼等等。而對於願意收留青年工作的企業，政府則會提供特別的補貼。

這兩大措施的效果是明顯的，從數據上看，日本青年失業率一度從 2002 年的10.2%下降至2016年的5.1%，逐漸走低。

然而，以上措施，尤其是職業教育方面，我國也一直在提倡，但實施效果不如日本的關鍵在於我國未能從根本上改變青年人乃至整個社會層面的就業觀念。

除此之外，展望疫後我國就業的修復前景，也可參考美國勞動力市場的經驗。2020 年新冠疫情對美國勞動力市場的衝擊與以往的失業不同，表現為在失業衝擊初期，臨時性失業上升幅度遠超永久性失業。這是由於疫情對於以臨時性用工為主的服務業帶來了更大的衝擊。2020 年 4 月疫情衝擊高峰時，美國失業率飆升至最高點 14.7%，主要來自於臨時性失業。在疫情衝擊高峰過後，臨時性失業的修復驅動整體失業率迅速下降，主要也是由於服務業快速恢復。當前美國臨時性失業已修復至疫前水準，經濟活動正常化之下永久性失業修復的速率也遠超以往。

由此可見，伴隨經濟活動正常化，特別是服務業的重啟，我國就業市場也有望陡峭修復。

3.我國當前政策實施情況以及未來政策展望

面對目前青年失業率走高，我國決策部門常用的經驗法則是新增就業對GDP的彈性係數。疫前單位GDP增長帶動的新增就業在200萬人左右，疫後出現較大波動，主要由於服務業受到的非對稱衝擊。參考美國疫後勞動力市場修復情況，伴隨我國服務業重啟，就業市場也有望陡峭修復。從穩就業政策來看，除了政府和國企應繼續發揮吸納就業的作用外，更重要的是激發私人部門吸納就業的能力。

針對我國日益走高的青年失業率，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付淩暉5月16日表示，將有針對性幫扶青年人就業，具體措施包括：

1）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大對青年創業的政策支持力度，鼓勵青年人創新創業。
2）提高職業技能：加強職業技能培訓，提高青年人的職業技能水準，提高職業匹配度。
3）拓寬就業管道：拓寬就業管道，鼓勵青年人到中西部地區、農村地區就業，緩解城市就業壓力。

此外，應當明白，解決青年失業問題的根本，在於提高他們的人力資本水準和技能與市場的適配程度。第一，要提高義務教育階段的教育品質，增強技能培訓的可及性。第二，要把教育體系與市場更好地融合，減少技能供給與技能需求的結構性矛盾。把人才培養作為校企合作的重要內容，通過實習、實訓等培養環節使學生更好的滿足市場需要。第三，要建立針對青年群體的培訓體系，助力他們成長為成熟的勞動者。

無論從其他國家應對失業的政策亦或是從我國解決兩次失業高潮的角度不難看出，解決失業問題，一方面除了要依靠政府和國企的力量，私營企業吸納就業的能力更是不能忽略的。我們認為，國家後續有望出臺增量穩增長、促就業政策，通過經濟鼓勵促進社會各機構聘用沒有工作經驗的青年，改變社會上不喜歡用沒有工作經驗的年輕人的相關惰性。然而總的來說，減少青年人的失業率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我們社會需要加快經濟復蘇，不斷提振高質量發展，從而創造出更多對年輕人有吸引力的就業崗位。經濟發展得越快，解決年輕人就業的社會資源就越多，因此最終緩解這個問題是我們全社會需要一起努力的綜合工程。另一方面，針對青年失業的政策措施，要兼顧當下和長遠。青年群體在進入勞動力市場時遇到的失業等負面衝擊，可能會對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上的表現產生長期的影響；另外，青年經歷失業衝擊後，會積極主動地提升自己的人力資本來彌補衝擊造成的損失。針對青年的政策措施，既要促進青年當前的就業，也要關注失業對青年的長期負面影響，應該在政策設計上因勢利導地發揮青年的主動性以減少失業的長期負面影響。解決青年失業問題，政府、教學機構、企業和青年自身都責無旁貸。
 

四、 風險提示

警惕政策發力效果不及預期對就業情況的影響：當前政府加碼出臺一攬子“促就業、穩增長”政策刺激經濟，但是在實體資產負債表未完全修復、內需動力仍有不足的背景下，需要警惕政策發力效果慢於預期對於就業情況的影響。

新增人口增速不及預期對於就業的影響：新增人口數量不及預期可能導致人口結構的變化和社會發展的趨勢，使得勞動力市場青年人口數量的缺失，從而對就業產生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