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問美國債務上限危機：
1）什麼是債務上限，源於何時？
2）什麼是非常規措施和X-date？
3）為何會出現債務上限暫停的情況？
4）如何看待歷次債務上限危機？
5）2023年債務上限危機如何收場？
6）7、8月是關鍵點？

美國憲法授權國會控制聯邦債務，對債務的控制為國會提供了對財政政策表達擔憂的途徑。簡單理解，債務上限是法律允許的最大公共債務餘額，始於1917年。自1917年以來，美國已上調債務上限逾百次。需注意的是，直接看美國未償公共債務總額，會略高於債務上限，因為部分債務不屬於“受限公共債務總額”，大約0.5%的未償公共債務餘額不算在法定債務上限之內。

當受限公共債務總額接近債務上限時，財政部可啟動“債務發行暫停期”，並觸發“非常規措施”。在債務上限問題得以解決後，財政部需要再補上非常規措施損耗的資金缺口。X-Date是指財政部耗盡所有非常規措施資源的日期，其並不固定，也較難預測。在每次非常規措施實行期間，財政部內部對X-Date的預測都會幾經變更。從最近十幾年情況看，非常規措施的支撐時間，最長可達到6-8個月，比如2015年、2017年；最短的只有1-2個月，比如2014年2月、2021年冬季。

暫停債務上限源於2013年，當兩黨無法就債務上限提高達成共識時，可選擇暫停債務上限，需國會立法，總統簽署。暫停期間，財政部可繼續發債以滿足預算。暫停期結束後，債務上限自動調整為“原有債務上限+暫停期間聯邦新發債務”，所以每次債務暫停期結束後，財政部就又會進入非常規措施實施期。2013年之後債務上限又暫停了5次，成為兩黨提高債務上限的主要途徑。

2011年以來，隨著政治撕裂愈發明顯，圍繞著債務上限，兩黨多次激烈交鋒，以之作為政治博弈重要籌碼，而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或者法律問題。但是不管博弈和解決過程如何曲折激烈，最終結果都是有驚無險，美國國家信用的底線，兩黨都不會去碰觸。所以美國違約其實是一個“偽命題”，即便是鬥爭最激烈的2011年和2013年也是如此。所以在政治博弈之外，還可以將兩黨圍繞債務上限的爭論理解為，某種增強美國信用的一種手段。畢竟，相比於沒有阻礙地隨意提高公共債務上限，在經歷多次鬥爭和財政可持續性討論之後再“艱難”達成新上限，對美國信用來說或許不是一件壞事。

關於提高債務上限的立法僵局在華盛頓經常發生，而且在它們影響市場之前基本上已經得到解決。然而，2011年的一場曠日持久的僵局促使標普首次下調了美國信用評級，加劇了市場波動。

如今，美國政治僵局再一次導致美國債務上限問題懸而未決，這被認為可能會擾亂貨幣市場基金的投資組合。

資料顯示，自3月初以來，美國貨幣市場基金已累積湧入4400多億美元。這些資金很大程度上湧入了政府貨幣市場基金，而這些基金大量投資於流動性較強、方便買賣的短期美國國債。由於美聯儲持續激進加息，該債券提供了多年來最好的收益率。

但隨著美國4月18日納稅截止日期的到來，本月對債務上限危機的擔憂加劇。此次稅收多少將有助於市場確定美國在資金耗盡前還能支撐多久。今年1月，美國政府債務規模就觸及了法定限額31.4萬億美元，美財政部不得不採取了非常規措施來暫時避免政府違約，但若國會始終不提高債務限額，一旦財政部耗盡非常規措施後，美國將面臨債務實質性違約。美國國債違約的最後期限 X-Date 預計最有可能出現在23年8-9月份。

債務上限之爭“可能是一個大問題”，尤其是對政府貨幣市場基金來說。如果美國政府的借貸能力在這場危機中耗盡，那麼貨幣市場基金將遭遇很大的波動，而投資者一旦看到這些波動，就會開始從貨幣市場基金中贖回資金，這又會反過來“製造很多噪音”。

不論如何，目前投資者已經開始回避7月底和8月初到期的票據，也因此，最近的3個月期美國政府債券的拍賣需求表現不佳。

如果貨幣市場基金能夠持有這些不太理想的證券直到到期，那麼持有這些證券本身也不是太大問題。但如果投資者出於正常商業考慮或對債務上限的恐慌，而不斷從貨幣市場基金中提取資金，問題就會出現，即貨幣基金可能很難為所持證券找到買家，並被迫承擔損失。

而除了短期國債，貨幣基金的另一種投資選擇——流入美聯儲隔夜逆回購工具（RRP）——又可能會繼續增加銀行系統的壓力。

事實上，由於短期國債目前供應相對短缺，RRP又能提供高達4.8%的回報，貨幣市場基金已將大量資金投資於RRP，使得RRP每天的使用規模達到約2.3萬億美元。而貨幣基金餘額流入RRP，會使得銀行準備金下降，疊加美聯儲貨幣緊縮的影響，會加速銀行準備金的下降。如果貨幣緊縮政策沒有變化，那麼到8月，銀行的準備金可能會降至2.6萬億美元以下，達到2020年夏季以來的最低水準，小銀行的準備金將低於最低充足水準，更多的小銀行恐因此倒閉。